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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複在晚年曾自歎“浮名滿世”。嚴複以其一生在翻譯、海軍、教育等三個方面的主要成就,比如精通西學,翻譯包括《天演論》在內的八大譯著,主持天津水師學堂二十年,先後擔任過安慶高等學堂監督、複旦公學校長、北京大學首任校長等,享譽當時的知識分子圈內乃至全社會,可謂一等社會名流,大體上是很受尊崇。他一度在各校受邀做演講,受到擁戴,風光十足。晚年會有“籌安之累”正是因爲袁世凱派想利用嚴複的聲名地位來造勢。
當然,一個人的聲名地位並不能對應代表他有多被理解和認可。恰恰相反,聖賢皆寂寞,高處不勝寒。
比如,1902年時西學風靡,嚴複門前很是熱鬧,可嚴複看不慣結黨營私、假公濟私和權利之爭。他認爲,那些所謂新黨,口談新理,手持新書,日翼新政之行,其實不過是爲個人之私,希望從中邀利,或晉升爲新貴。因此,嚴複不
願與他們交往。坊間盛傳嚴複之傲慢。嚴複則默默閉門謝客,傾注心力于譯書。那時他的身份是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總辦,白天到局裏辦事,晚歸,燈下唯以翻譯自娛。
比如,嚴複曾十分委屈地向張元濟傾訴,說有位朋友贊許他譯的書很好,但就是太難了,無法領略其中妙義。圈內朋友都表示看不懂,就更別說一般的讀者了。嚴譯著述對受衆的要求一直都很高,需要豐厚的西學知識作爲支撐。如此,嚴複翻難免感受到一種曲高和寡的孤獨。1903年2月27日夜晚,嚴複在翻譯《群學肄言》時,忽然間悲從中來,在一張便條上寫道:
吾譯此書真前無古人,後絕來哲,不以譯故損價值也,惜乎中國無一賞音。揚子雲:“期知者于千載”,吾則望百年後之嚴幼陵耳!
嚴複是名士,但人生亦多孤獨之時。值得注意的是,無論境遇如何,嚴複一直都表現出遠大的抱負、高級的情懷和很強的行動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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