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种说法认为法院是为财阀开的,美国大财阀可以操控司法体系,尤其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,里根以来的美国政府称作“华尔街政府”,纵容大资本家的贪欲和为所欲为,这个事实是否也蔓延到司法领域,对司法体制造成影响?最高法院的权力是否还是至高无上的,抑或至高无上的权力本就属于资本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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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霄 2019-08-26

金钱万能确实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上出现过。在圣克拉拉县诉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案中,时任首席大法官的Morrison Waite确定的认为宪法第十四修正案,即平等表保护条款,也适用于铁路公司。于是,最高法院以一致意见作出了有利于铁路公司的判决。在洛克纳时代的最高法院,它又认为纽约州制定法律禁止面包店员工一周工作超过60小时的规定违宪,认为这种干预是不合理,不必要的。
然而洛克纳时代的极端保守主义很快就受到了强烈的反对。在罗斯福总 统上任前后,反托拉斯法、食品安全法规、童工法、妇女投票权、所得税所有这些社会议题都在自由主义的旗帜下,汇集在了一起。于是我们才看到了,今天为大企业设定条框的一系列法规。在美国,现在的大企业不可以违法用工、不可以垄断、不可以为所欲为,当然是理论上的。
事实上,资本家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在美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。最高法院在两者之间也会摇摆不定。持相反观点的两派阵营,自由派和保守派,在最高法院里的斗争,几乎是美国司法的永恒主题。这也是美国两党政治在最高法院中的完美映射。所以说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受到金钱的影响,倒不如说他们受政治影响来的更直接一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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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复在晚年曾自叹“浮名满世”。严复以其一生在翻译、海军、教育等三个方面的主要成就,比如精通西学,翻译包括《天演论》在内的八大译著,主持天津水师学堂二十年,先后担任过安庆高等学堂监督、复旦公学校长、北京大学首任校长等,享誉当时的知识分子圈内乃至全社会,可谓一等社会名流,大体上是很受尊崇。他一度在各校受邀做演讲,受到拥戴,风光十足。晚年会有“筹安之累”正是因为袁世凯派想利用严复的声名地位来造势。
当然,一个人的声名地位并不能对应代表他有多被理解和认可。恰恰相反,圣贤皆寂寞,高处不胜寒。
比如,1902年时西学风靡,严复门前很是热闹,可严复看不惯结党营私、假公济私和权利之争。他认为,那些所谓新党,口谈新理,手持新书,日翼新政之行,其实不过是为个人之私,希望从中邀利,或晋升为新贵。因此,严复不
愿与他们交往。坊间盛传严复之傲慢。严复则默默闭门谢客,倾注心力于译书。那时他的身份是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,白天到局里办事,晚归,灯下唯以翻译自娱。
比如,严复曾十分委屈地向张元济倾诉,说有位朋友赞许他译的书很好,但就是太难了,无法领略其中妙义。圈内朋友都表示看不懂,就更别说一般的读者了。严译著述对受众的要求一直都很高,需要丰厚的西学知识作为支撑。如此,严复翻难免感受到一种曲高和寡的孤独。1903年2月27日夜晚,严复在翻译《群学肄言》时,忽然间悲从中来,在一张便条上写道:
吾译此书真前无古人,后绝来哲,不以译故损价值也,惜乎中国无一赏音。扬子云:“期知者于千载”,吾则望百年后之严幼陵耳!
严复是名士,但人生亦多孤独之时。值得注意的是,无论境遇如何,严复一直都表现出远大的抱负、高级的情怀和很强的行动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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